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，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昂开销。

所以，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，最好穿越得早一些，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，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，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，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。

很显然，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，地主的日也不会好过。

因此，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，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，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

实际上，在民国时代，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，而把乡下的土地给“二地主”代理人负责收租。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，外加“二地主”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，哪怕是风调雨顺，“二地主”也b较有良心，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。

事实上，就连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，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，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。

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，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240个银元，30年代涨到500银元，年收就是6000银元，外加稿费和其余收，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。而那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，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胡适教授的袋。若是把这个收平放到农村，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，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！

――从很早以前开始，b较有光的江南地主士绅，就已经把投资渠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经营金、商贸、实业和房地产等等，以求更的收益。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动，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。当农村经济整T衰败的同时，与之相伴的则是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。

――类似的情况，在西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。抗战期间，西康省为铲鸦片Si了7个县长，上千保安队。解放战争时期后，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，宣布不再禁烟、铲烟，不收烟税。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，价格暴跌，贩毒无利可图，毒贩从此大减。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去，也只好减少了罂粟植量，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，当地很快就得是家家有瘾客，绕烟云了。
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，政府军、日军、伪军、新四军反复打拉锯，原本的一繁荣景象随之消失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又被国民党“劫收大员”们搜刮得一穷二白，最后一余财也没了。

为了在这绝境之中求生，农民们要不就涌城市闯世界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路了。

于是，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，便无限悲哀地发现，自己是歉收要饿Si，丰收也要赔本，什么都挣不到钱，而料和农又都是借债买的，结果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，怎么样都没了活路。

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，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，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中心，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、云南和印度的烟土，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罂粟，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。

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，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。

由此可见，民国时期的诸位“砖家叫兽”们，实在是货真价实的“无冕贵族”啊！

叶圣陶先生的着名短篇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之中，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，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，在丰年反而b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。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，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――荒年绝望，丰年更绝望！

首先，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，因为米价低廉，等于是缩了许多，而若是收银钱的话，农民又缴纳不来；其次，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、料和粮的款也收不回来，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；最后，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，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刀r0U，索X自己稻米自己吃，不税也不租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万一地主上门讨，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要么举着刀声称要同归于尽。…,

所以，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，冒险家的乐园，“东方都”大上海，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登生活

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，打官司需要打的费用也不低。更要命的是，在了这么多费用之后，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，甚至经常会打Si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，用武力行收租总是亏本。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，也还是得不偿失――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。